人人都说谎言美丽，而且人人又从本能上去抗拒它，但终究无法抵挡它的诱惑，只有在抗拒——抵挡——诱惑——接受——抗拒…这一怪圈中不断循环周而复始。由此不难看出，即使最丑恶的东西，被罩上一层华丽的包装，放于货架上，绝对不会缺乏消费群体，官场也大抵如此。

董柏言终于将自己写好的论文交上去，接下来能做的事情只有等待，当然快要到临别，所有人的关系迅速升温，保不齐将来看在党国的面子上，未必不能拉兄弟一把。所以频繁的宴请成为眼下这群人当务之急，每日穿梭于各大饭店和高档娱乐场所，本来入住率不高的宿舍更是人去楼空，整个一幢大楼亮不了几盏灯，零零落落在黑压压的夜里，竟然有些鬼气森森的意思。

作为本文的男猪脚董柏言算是豁出去，每天酒缸进酒缸出，就连打嗝都觉得酒精在血液里来回荡漾。经过一连串具有挑战性的考验之后，在不经意中发现自己酒量竟然有了长足的进步，以前能喝半斤现在足足能喝化的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要到本世纪中叶我们国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才会解决。

进入新世纪，温饱问题解决了。可新的问题又摆在我们面前，社会公共服务这一职能似乎被人淡忘。这几年政府的财政收入提高了，但财政的大量资金还是投入到继续发展经济——搞基建、拉投资、造高楼大厦、营造城市，几乎从乡镇到县到市，政府的办公大楼都造得漂漂亮亮的。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在国外中等发展国家，他们在教育上的投资占到经济收入百分之二十以上。但我们现在直达到可怜的百分之二，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政府应当将财政开支大量用于义务教育等公共品上来，但我们却恰恰相反，所以我们国家的弱势群体还是读不起书、看不起病、买不起房。

我们经济体制改革走到今天，还是政府主导型的经济体制，不是市场指导型的。我们市场经济自从1992年十四大确定改革目标以后，我们走了十几年了，应该说，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体制还是没有建立起来，政府在经济中还是第一主体。但“社会公共品”的供给的缺失和不均，那就需要政府的政治改革，我们在经济体制改革上已经走得够远了，再不加强政治体制改革来配合的话，我们改革的很多问题是难以解决的。

我们当下的社会需要什么样的政府，是以经济建设为主导的政府，还是以社会公共服务为主导的政府？这已经是一个很值得讨论的问题。

任何一个国家，不论它具有怎样的传统、文化、意识形态和政治结构，也不论执政者如何标榜自己“以天下为己任”。在其最基本的社会形态方面，总有一些东西是一样的，不会因为种种五颜六色的华丽外衣而不同。

抑制分配不公、纠正社会不公正现象已经不仅仅是一个社会伦理问题，而是危及社会稳定的社会问题以及国家政权稳定的政治问题。所以说，经济发展是硬道理，建立公平社会更是硬道理。从社会公正原则的角度看，“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状态是否得到改善，是衡量社会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

社会公正方面的问题如果听之任之地演化下去，就会使我们社会面临着两种可能的前途：一是很有可能会出现严重的社会危机和社会动荡，使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和形成的社会财富和现代化毁于一旦。

二是步入“拉美化”的陷阱。“拉美化”是国际公认的现代化失败的典型。失业率居高不下，贫富差距过于悬殊，人均收入不稳定，社会的安全运行长期得不到保证。

董柏言这篇论文此刻摆在孙定邦的案头上，抽着烟拿起来看看放下，然后再抽口烟拿起来看看再放下。此刻他正在做出一个抉择，这个抉择有可能改变自己，也有可能改变董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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